发布时间:2021-12-31作者来源:金航标浏览:1605
国际化洪流与全球化逆流的碰撞时刻来临,会深刻影响中国和全球的发展格局。
2001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GDP只占美国的20%,这是中国加入WTO的一年;而到了2010年,中国制造业GDP追上美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GDP基本上已经是第二名美国、第三名以及第四名的总和。中国制造在融入国际化洪流中,受益较大。这种交互受益,成为一种广泛推动全球发展的力量。
图1 20年的变化
而现在,不仅仅是中美经贸摩擦和科技战带来巨大震动,欧洲国家、日本等也都有强烈的回岸制造的诉求。换言之,从全球化制造走向洲际制造、以及局部制造,成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新景象。
退回10年,全球都高度认同国际化的这种趋势,那么中国制造企业,就如同搭着高速列车,跟着走就行了。但现在不同了,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条件,会发生变化。高速列车,现在要开始爬坡过山道了,剧烈的颠簸开始出现了。
为什么会有“百年大变局”的说法,就是因为现在局部点正在进行演化,各种冲撞的要素还没有完成妥协和平衡,决定性的力量还没有出现。国际化的洪流和全球化逆变,正处在一个激烈的交汇时刻。
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博弈时刻,中国制造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全球供应链有三大板块,北美一大块,欧洲是一大块,东南亚加上中日韩是一大块,三者构成了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的支撑。这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制造已经超越了世界工厂。如果说中国制造仅仅只是组装、装配的话,会有很多解决不了的现象。中国制造的部分供应链,当受到外部压力要外迁的时候,会发现这种转移还是有些困难。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在上任前几天的一个采访中,他提到一件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日本制造如此依赖中国。首相会对此震惊,让我们也会觉得很“震惊”,因为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实际上日本产业界大概在2012年前后,就提出来“中国+1”,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中国之外复制一套供应链。但现在看起来,日本其实是没能做到的。这次疫情日本十分依靠中国的口罩和医疗设备的援助,情势危急让“过度依赖中国”现象,显得过度显眼。因此日本首相的震惊,可以看成是一个对舆情呼应的姿态。
这是因为,中国制造早已经从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供应链的超级节点。大量的进口、出口的产品呈现一种粘性的混合。在这个超级节点保护下,使得大家去看这个就是中国的供应链它表现得非常强的一种韧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护城河。当然,这个护城河到底可以提供多长的保障,也无法回答,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的潜在力量同样会发生作用。
这两年,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国家都是大幅度增加对印度、越南的投入,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在制造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360亿美元,这其中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由越南承接了。尽管越南制造仍然是非常依赖于中国的半成品和原材料,然而这些供应链的消长,不能让它自由发展。中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供应链的系统布局,我称之为“中国供应链攻防战”,这是需要进行从产业体系进行深度推演。
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外围,有一座清晰的护城河。
再简单地说说内部。中国有4亿人的中产阶级,接近于欧盟5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优质消费市场。这其中,既有看得到的愿望,如好马桶或者电饭锅、奶粉;还有一类就是猜不透的心思。很多产品横空出世之后,就得到了意外的追捧,例如特斯拉电动车。这也说明我们对这4亿人中产阶级的消费心理,其实也有看不透的地方,大有潜力可挖。这些,都需要中国的优质制造,尽快跟得上来。这也是当前时刻一个重要的压舱石。
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中国仍然非常稳定,因为当前各个国家的产业还没有恢复。但之后供应链重塑的速度,还是会加快,各国会发现供应链不能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而中国现在有一定的优势,先行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刻,从供应链攻防战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符合当前局势。
中国制造有几处硬仗是非打不可。这里重点讲的是“新质量思维”。
中国制造碰到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四大类。
第一个是“造得不够好”。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对于质量的抱怨。产品容易坏,性能不达标等。很多人对于低端制造的认识,往往都集中在这里。这种认识,也容易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优质品牌,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
第二个是“造得不够准”。产品质量很好,但为什么大家不会去买?这就是说对产品的定位缺乏认知,用户体验做得不够。如果从质量规格去看,基本都达标了,但是客户就是不去买。
最近购买了一瓶西北某省出产的橄榄油,口味还是很醇香的,但体验很不好。它采用方形铁皮罐包装。但这个瓶装盖儿比较矮,用手拧开之后,就会弄一手油。而每次往外倒,多余的油会绕着包装瓶上方的方形区域,留有存油,感觉很不卫生。这个品牌本来是记不住的,但这一手油下来之后,就特意记住这个品牌,就是下次坚决不能购买。
应该说,制造商对于用户的心思,基本没有判断,而只专注于产品本身。
图2 中国制造四不够
第三个是“造得不够快”。能造出一些高端的产品,但速度特别地慢。例如中国支线飞机ARJ,一年产量大概是10多架。而当前世界上[敏感词]的制造水平是什么?2018年,波音和空客的主力机型,每个月生产都在55架。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差距。
第四类是“造得不够格”,其实就是造不出来。很多“卡脖子”,或者短板,都是出现在这里。
如果仔细去追究中国制造的这四类扇区,会发现它们有共性的地方,那就是“质量内核”。如果将质量作为牛鼻子牵引的话,中国制造70%的问题都可以去解决。
在当前内外承压的时刻,需要推进中国的优质制造,核心一点就是企业家需要把“质量思维”作为一种底线思维,而不是可学可不学、可管可不管。可以说,这种底线思维是“任何时候都适合,任何企业都适合,任何管理者都适合”。
质量跟工业化,就像DNA一样的双螺旋交织在一起。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质量的理论和工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企业家的质量思维也需要发生变化。
现代质量最早的萌芽,靠的是测量。在手工业时代,不用测量。好用、够用,就可以,青铜鼎或者铸剑的质量,是靠指头弹来听声音,如果清脆悦耳,那能说明质量够好。
而现代质量的工业化,是从检测开始。最早在美国内战前后,枪支机械的零部件互换性,让“可检测”的质量,变得更加迫切。当时的枪支是一人一造,各自的枪支完全不同。零件坏了,就只好将整条枪给扔掉。而惠特尼发明的可互换部件的枪械,对后来的质量发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做法。而质量的重要性,开始以“互换性”的形态浮现出来。而可互换性,就涉及到规格的一致性,从而对测量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再往后,福特流水线做到了集大成者,把质量问题送到了高速的传送带上去接受检验,而零部件必须通用化,拿起来就能够用。
随后,数学开始发挥作用,基于统计学的一些数据工具,使得通过测量有限零部件,就能进行质量预防。发明统计工具SPC的休哈特,被称为“统计质量控制之父”。在这个时候,“一致性”成为质量的代名词,甚至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的工厂,统计仍然被看成是质量的主要控制工具。可以说,这是上百年前工业化所伴生的产物。这也造成了质量庸俗化的阴影。
再往后走,就出现了试验设计,通过对影响质量的关键因子,进行组合测试,从而找到控制质量的最佳参数。这种方法最早在农业领域出现,后来是日本的田口博士,将其大规模引用到制造业,对于日本制造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种被称为“田口设计”,后来被美国人加以系统化改造,成为“健壮设计”一派,深深地影响力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
以上都是质量工程的发展,而质量管理也在同步推进。从泰勒的时间管理,到跟福特竞争的通用汽车总裁斯隆——他发明的事业部、独立的质量部,都深刻影响了大型企业的组织机构。而来自统计学界的美国学者戴明,在日本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管理者。大约从1947年开始,戴明在日本十年前后培训了将近8万中高层管理者。加上后来的朱兰,可以说质量管理的熊熊大火,在日本制造界被广泛点燃。
质量工程与质量思维交织在一起,大大推动了制造业的质量水平。可以说,质量工程,就是中国大写的“一”字,而质量管理则是阿拉伯的“1”字,二者合力形成一个有力量的质量扭矩。任何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要崛起,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十字质量扭矩。
然而,当质量的工具和方法很多,规格被看成是质量第一重要的时候,“质量庸俗化”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很多工厂只是追求质量规格,而质量部则严格按照标准走。但是,如果质量问题都压在质量部的话,质量行为就会被高度矮化。因为很多质量问题,其实并不是来自制造,而是来自设计。
在概念和设计研发的阶段,它所占的这种成本,只有8%,但其实它决定了45%的成本。这就意味着质量关口,一定要前移,要进入设计端,才能更好守住关口。这也是为什么在六西格玛广泛推行之后,又会出现面向设计的六西格玛DFSS。前者面向制造过程,而DFSS则解决面向制造的设计。都是为了解决质量问题,但质量思维的平衡点,已经前移了。
现在电动车产业界有一个“特斯拉悖论”。特斯拉汽车虽然火爆,但其实它的质量指标看上去并不好。在美国咨询公司J.D.Power的质量排名,倒数第一。100辆车有250个质量问题;而最好的道奇和起亚,100辆车里有136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大家还都要去买特斯拉?
可以说它对用户的需求做了精准的分析,并且舍弃了一些质量规格的要求。例如,特斯拉的车身要做成铸铝一体化成型,这种一是为了轻便二是为了便于大规模快速生产。但这种车身,一旦撞坏了,其实很难修的。这个信息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于是制造厂会对车身的规格,做非常细致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但如果汽车厂商对用户有深度把握的时候,会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更强调软件远程升级,每年升级软件就可以增加体验。这种对于用户的洞察,对于质量而言,有时候甚至比工厂内部恪守既定的规格,更重要。
如果单纯地纠缠规格,就会出现质量矮化的结果。一味从这种角度出发,特斯拉悖论就很难解释。
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重新定义产品,也会自然而然重新定义了质量。
如果要仔细思考4亿人口的高品质生活,那么所有的产品,都有可能重新来设计。一家国内做口腔护理的初创企业,挑战了一个最被人忽视的牙刷行业。它选择了超细的刷毛作为高品质产品的入口。因为超细刷毛会让齿龈的护理,更加便利,这就需要一种“温柔又给力”的刷丝。
奇怪的是,这家牙刷新锐企业,找不到这种原材料。在号称“牙刷之都”的江苏扬州杭集镇,全球30%和全国80%的牙刷,都产自这里。但即使如此,没有一家能够提供这种刷毛。这家牙刷企业不得不找到这种磨尖丝的经济制造商日本东丽。然而由于独特的产品设计特征,例如隐蔽的注塑口(这是为了让牙刷杆看上去就像一个浑然天成的精制品),普通牙刷厂也无法制造。最后也是百般周折才找到一家欧洲牙刷在中国的牙刷代工企业。这家初创牙刷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个产品半年之内销量超过5000万支。连德国最[敏感词]的注塑机,后来也在自己展台上展出了这种牙刷,用来佐证自己的机器,是一种高质量、高品质的保障。
可以说,创业者采用了全新的产品设计理念,也重塑了产品质量的认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考虑了用户的感受,将医学上牙齿护理的理念引入产品设计,全面定义了质量。
与此同时,在数字时代,质量扭矩开始被加速。最重要的两大能量磁场,就是数字技术和物联网。它让质量现场发生了很多惊人的变化。
人是[敏感词]创造性的,但往往又是质量最不可靠的因素。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现场有人的环节,正在被逐渐取代。如在机床加工零部件过程中,经常需要停下机床,打开车门进行工件量测。给出数据之后,重新生成机床代码。这中间既有机器使用效率不高的因素,更有人为量测产生的误差,而形成累加传递。而现在可以做到将测头,与刀具都装在同样的夹具上。刀具加工中间过程,可以自动换成测头,直接进行测量,从而生成下一步刀具加工轨迹。
图4 在机测量提高质量(Source:北京精雕)
这种做法,就是将传统的尺规量具用数字化工具替代,人工测量的动作由机床测量完成,而人工记录和判断过程用软件判断实现。由于减少了人为的误差,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可以说,与其品管找高人,不如测量新模式。这就是在机测量,引起的质量思维的变化。实际上,大量测量设备,都在走向在线实时测量,也使得零部件的全线检测成为可能。这些数字时代的应用,都在挑战传统的质量思维。
与此同时,设计仿真优化技术,也可以让现场工艺设计大大加速。如主机厂的的一些车身质量的问题,往往是由于模具、夹具的基础点参考系统的位置,以及受力情况决定。如何确定夹具的位置?以前往往通过做试验设计DOE来完成,然后进行仿真。车身侧面装配10个零部件,而每个车身件都有一个定位圆孔、一个腰型孔和三个夹紧点,再加上X轴和Y轴,一共大概有100个变量。如果采用传统的计算方法,计算次数将达到10的172次幂方的惊人数字。这是完全无法计算出来,这样也被称之“大变量诅咒”。
然而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通过数学建模和优化仿真,最后计算点,可以缩减到1万次左右。而且质量也提高了,在224个测量点的六西格玛的总和降低了65%。这就是数字技术,对传统DOE方法的一个赋能和提升。这也意味制造界质量思维,必须要进一步提升,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化。
数字运维,也为质量思维提供了一个后视镜的视角。全球第二大工程机械厂小松,将所有在华的工程机械,做了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放在石家庄。在现场的挖掘机,如果有了故障,平台上就会报警,然后维修服务中心就会进行处理。这个平台上的数据,很快就引起了小松方面的注意。许多报警,其实并无大碍。只有0.2%的故障,是有必要到现场去维修的。故障报警为什么这么不准?小松设计师最早并不知道这样的问题。但有了这些数据之后,设计师就可以对质量余度和报警余量,进行优化设计,从而大大节省成本。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可以有多种方式去提高质量,而建立新质量思维,则至关重要。
在中国,质量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所有的人,都觉得很重视质量。然而,如果细究起来,很多企业只注重形式,而不是将质量当作一种企业经营的战略。正如对于ISO质量标准,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门槛,跟优质制造的关系并不大。然而很多企业会将这种认证,当成一种炫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错误认知。
这就需要领导层对质量思维形成本能的认识,而不只是局限在部门级或者表象上看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质量其实吃的是一碗夹生饭,此时,需要重炒夹生饭。不要怕回锅饭,好吃的蛋炒饭也是回锅饭。关键是要回归思维底层。
质量思维是一种高级思维,非常隐蔽。企业里很容易把所有责任都交给了操作工人和质量部。只要出了问题,所有的板子都打在这上面。如果再往前一点,会找到设计。但其实,真正值得打板子的人,恰恰是企业领导。
质量思维,一定要从董事会出发。把质量问题,交给“工匠精神”是一个非常的误解。美国质量大师克莱斯比写了一本书《质量免费》,大意是要做到高质量其实很简单,不用花大钱。然而,这种认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企业家的认知,必须越过一个顿悟平台。在此之后,质量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甚至免费;而在此之前,质量仍然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企业家的思想,必须通过熏陶,形成训练有素的质量思维。整个企业的质量文化,才能得到根本性好转。六西格玛最早是从摩托罗拉出来,但是真正发扬光大的,却是GE的总裁韦尔奇这样的人。只有领导能认识了,整个质量思维才能大幅度上升一个台阶。
新质量思维,重塑企业家的底线思维。一方面将用户前置,放大需求捕捉,充分挖掘利用大数据,客户画像、心理学等综合方法,使得产品独具魅力效应,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质量可靠性指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把产品前世今生的数据充分挖掘利用,作为设计输入,预测可靠性及生命周期;同时放手把过程交给智能机器,分分秒秒进行最优化管控,保证过程稳定。
质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质量思维前移的历史。从现场到设计,从工程到思想,质量关口一直往前移。如果说在137亿年前的大爆炸,是宇宙的起点,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发生大爆炸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董事长的脑海里,这是所有能量的源头。一个企业的质量思维,需要将起点推到董事会办公室。而应对当前更为复杂的局面,新质量思维可以说是呼啸而至,恰如其时。
中国制造从模仿,到微创新,再到原创,必须要有很多突破性的进步。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新质量思维首当其冲。质量强国,重在一把手的心智突破;国运时刻,需要重塑企业家的质量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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