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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要研究明白深圳华强北，华强北的"山寨（shanzhai）手机"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它来的轰轰烈烈，造就华强北几十个亿万富翁，去的鼠头蛇尾留下一地鸡毛。在华强北留下了财富的传奇故事，和失意者发疯跳楼失联的事故，现在流落华强北街头的前手机王子"陈金凌"就是代表人物。中国台湾的联发科MTK，作为山寨手机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也应该研究他们成功的商业思路。但是因为"山寨（shanzhai）手机"的特殊情况，我国专业媒体和经济学人士都讳莫如深，我们今天就把国外比较权威专业性的研究翻译出来，尽量还原那一段历史，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三） 金航标电子 宋仕强 摘要 我们从对中国南部制造业中心深圳的长期研究中汲取经验，对当代的创客文化话语中参与的角色进行了批判性审视。通过降低技术生产的门槛，"创客"被构想为一个新的创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场所。我们的研究表明，深圳市作为实现这一愿景的关键地点。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深圳创客"如何成为"硬件的硅谷"。我们特别考察了创客企业家如何被吸引到深圳制造文化中设计和开放共享的过程，挑战了设计作为创造性过程与制造作为机械执行之间的概念二元对立。本文借鉴了参与式设计和批判性计算的传统，考察了支撑当代创客文化与深圳重新塑造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的社会、物质和经济条件。 作者关键词 创客文化，工业生产，制造业，参与，开放源码，自制，中国，山寨。 ACM分类关键词 H.5.m.信息界面与展示（例如，人机交互）：其他。 介绍 计算机的批判性学术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质疑生产与消费、设计与使用之间表面上严格的分隔。其中最广为人知且有影响的方法之一是参与式设计（PD）。源自20世纪7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劳工运动，PD伴随着外包、自动化和信息技术进入工作场所而出现。PD试图干预这些过程，推动用户和更大的社会环境及周围物质文化应成为设计考虑和过程的核心观点[3, 6, 7, 27, 43]。本文借鉴这一工作，认为当代的技术设计过程必然包括生产的地点和文化。 今天，PD对将用户纳入设计过程的呼吁不仅在流行的设计方法（如以人为中心的设计）中被接受，而且已演变为一种商业策略。例如，班农（Bannon）和埃恩（Ehn）记录了企业如何推崇用户和设计者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3]。他们说明了"管理层驱动的用户设计"的扩张，根植于"从PD关注的问题中移除的市场导向的商业模式"[3]。封闭的公司创新日益让位于"开放式创新"模式，其中用户的创造力、知识和专业知识被用于谋取公司利润。 PD对批判干预的呼吁受到了最近一系列设备和工具的影响，从社交媒体应用到智能设备（或物联网），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用户的参与。虽然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在线挖掘用户行为数据并以广告的形式卖回给用户，而新的公司如Misfit则认为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价值在于用户通过佩戴设备在睡眠、步行、驾驶、工作、锻炼等过程中产生和分享的敏感数据。"创客运动"的拥护者也在庆祝用户参与的新形式。通过提供工具、机器和平台，使人们能够制造自己的技术，"创客"希望将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不仅在技术设计上，而且在经济过程和市民事务上都是积极参与者（有关先前工作,见[2, 18, 25, 31, 33, 39, 40, 45]）。像Arduino这样的开放式硬件平台和像 3D 打印机这样的新技术，可以让原本被动的消费者生产自己的设备、工具，最终生产出机器。 这篇现代推广的"参与式生产"[3]存在着一些关键的空白，正如回归到参与式设计最初关注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设计已经开放以包括并从用户的参与中受益（如上文所述），但谁被视为设计过程中合法的参与者的问题仍然相当有限。特别是，在设计工作室、创客空间、硬件孵化器或家庭办公室（构思、共同创造、挪用和日常使用的地方）与工厂车间（制造、生产和工资劳动的地方）之间经常存在着隐含的分隔。以人为中心的设计中的"人"，参与式设计中的"参与者"，以及主张"生产民主化"的"制造者"关注的是设计师-用户/生产者-消费者关系，但很少关注与工厂工人、生产者、机械工程师等的关系。考虑到参与式设计最初关注介入外包、劳动非熟练化和工作重新组织的过程，这一点尤为讽刺[3, 6, 7]。接下来的中心论点是，设计过程中的"参与"不仅包括最终用户的社会背景，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生产的物质、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本文通过聚焦中国深圳的制造中心，展示了这一点，深圳在当代技术的设计和创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制造"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振兴西方知识经济中的工业生产的方法，例如[1]。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或轻松的过程。许多硬件初创公司在从业余制作转向专业制造和生产时面临困难[16, 49]。许多公司试图通过为创客企业提供在中国制造的机会来利用这些困难。比如，旧金山的硬件孵化器Highway1承诺初创公司可以平稳过渡到大规模生产，而无需在他们位于中国的制造基地花费大量时间。在这里，与制造专业知识的互动被视为一个问题空间和对设计师、创客和初创公司的不便之处。这种方法隐含着一种普遍的技术生产观念，即将制造和设计沿地理线路分开；技术在西方构思和设计，然后在低工资地区和宽松监管环境中进行制造。这种设计观念在iPhone上得到了体现："由美国Apple设计，中国组装。"在这里，设计师被理解为主体，他们的想法在其他地方得到执行。在其最极端的表述中，这种分割对应着笛卡尔式的"心灵-身体二元论"，即西方的积极理性思维指导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被动惰性身体。 在本文中，我们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开始挑战设计-生产的简单二元对立，考察了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区的设计、制造和修复过程和文化[3, 23, 25, 39]。例如，Jackson等人[25]从纳米比亚农村的移动维修工人的研究中，关注了维修、故障和再利用的日常场所，这些通常被忽视却重要的设计场所。通过关注这些常常被认为在技术、经济和社会上"落后"的地方，学者们主张挑战技术生产模式，其中设计和创新主要源自西方的全球中心（如硅谷）[2, 3, 13, 23, 25, 38]。 我们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认真对待制造作为专业知识、设计和创意工作的场所。我们从对中国南部的电子制造全球中心深圳的工厂、创客和硬件创业公司进行的长期民族志研究中汲取了经验。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深圳的制造社会、技术和经济过程，这些过程根植于一个在全球外包和大规模合同制造的阴影下演变的改装和开放源生产的文化。我们证明，越来越多的创客企业家已经开始与这种制造生态系统交汇，尝试各种设计、生产和合作模式。审视这些日益加强的合作关系使我们对设计及深圳持续变革的概念有了更深入、更细腻的理解。 深圳与创客运动 近年来，人们对所谓的"创客"方法对技术创新、教育和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越来越感兴趣[29]。"创造"被认为能够实现从摆弄和玩耍，到原型制作和创业，最终帮助恢复因外包历史而丧失的制造业和制造地点。创造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政府、风险投资者和企业的投资。美国政府推广数字制造和创客作为重返"美国制造"品牌的方式（白宫举办自己的Maker Faire）[33, 36]，欧盟也出台了旨在重建制造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正式政策，以维持其知识经济[15]。大型国际公司也已经开始投资。2013年，英特尔推出了Arduino兼容的Galileo开发板；这是一款旨在将英特尔打造成创客方法倡导者的"英特尔内部"微控制器平台。 我们的工作挑战了制造者文化的主流叙事，通过对制造、设计和制造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调查。我们主张回归到参与式设计中最基本的关注点之一，即突出日常工作实践的专业知识、隐性知识和情境知识[43, 46]。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深圳市如何在制造从业者将制造从业变为创业实践的更广泛想象中崭露头角。深圳在全球制造者的想象中被视为"制造者的梦想之城"或"硬件的硅谷"，在那里，技术未来的愿景得以今天实现。直到最近，很少有技术研究人员和更广泛的IT媒体行业的人员关注深圳。这种情况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制造者"前往这个沿海大都市，将他们的想法变成最终的消费品。这些中国制造的著名例子包括虚拟现实眼镜Oculus Rift和Pebble智能手表。2012年，第一个硬件孵化器计划HAXLR8R（现更名为HAX）在深圳开设了办公室。其他投资计划如Highway1、Bolt和Dragon Innovation也纷纷效仿。深圳吸引的不仅是制造者和硬件初创企业，还有英特尔、德州仪器、华为等大型公司。例如，英特尔已经在该公司所谓的"中国技术生态系统"中投资了1亿美元[22]。自2013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已经为其学生组织了在深圳电子市场和工厂的参观活动。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媒体实验室主任Joi Ito记录了他的印象，描述当地的工厂"愿意并能够设计和尝试各种新工艺来生产以前从未被制造过的东西"[24]。 深圳曾经以廉价和低质量的生产场所而闻名，如今如何成为当代硬件创新的热门地区？像Ito所说的那样，设计过程是如何发展并融入到过去三十年中该市兴起的制造文化中的？谁被认为是合法的参与者，哪些专业知识和设计场所被渲染为不可见？ 本文所提出的研究结果挑战了"中国制造"与"加利福尼亚设计"的常见二元对立，这种对立本质上将西方与创造力和创新联系在一起，而将中国与低质量生产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我们今天在深圳看到的对关于制造、生产和设计关系的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揭示从制造业内部涌现的设计、原型制作和构思的情境实践，为专业设计和制造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见解，这些历史和文化并非来自更为熟悉的硅谷等IT中心。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对当代工业生产平凡场所（如深圳）的批判性探究，以推进对设计、制造者生产、技术工作和劳动的全球过程以及参与的批判性探讨。 方法与途径 我们从对中国技术生产的长期研究中汲取经验，以探讨设计和制造相交织的文化和技术过程。这包括长达5年的深度田野调查研究，亲身参与创客和制造项目，以及举办一系列跨学科研讨会和会议，聚集了关注制作和制造的学者和实践者。第一作者进行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几个城市的五个黑客空间和30多个与创客相关的活动，如创客集会、创客嘉年华、黑客马拉松、Barcamp和Arduino工作坊等，以及在深圳硬件孵化器进行了数月的田野工作，跟踪了十家初创企业从构想到生产的日常工作过程。在黑客空间进行的参与观察包括加入日常事务，如原型制作、空间管理、会员聚会、开放日以及组织研讨会等。在硬件孵化器进行的研究包括每天在办公场所的观察，以及陪同初创企业进行资源采购、原型制作和制造过程。 2012年至2014年期间，我们多次前往深圳，重点关注该地区本地制造业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在上海和深圳举办了一系列实践工作坊和深入研究之旅（共计2年内5次）。这些活动使我们得以汇聚来自中国、美国、东南亚和欧洲的120名跨学科学者、创客和行业合作伙伴，共同关注"制造"问题。我们的参与者背景涵盖了人机交互、艺术、设计、工程、制造、科幻小说写作和哲学领域。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整理了数百小时的视频和音频素材，包括采访、实地访察、专题讨论、实践研讨会和讨论会议等。总共，我们进行了超过150次正式访谈，与相关利益相关者进行了交流，包括创客和制造者空间的成员和创始人、与制造有关的活动的组织者、工厂工人、业主和经理、政府官员和决策者、设计公司和大型IT公司的员工，以及投身于制造业的艺术家和城市规划者、企业家和投资者。正如民族志研究常见的做法，我们准备了一系列访谈问题，并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扩展和修改这些问题，并识别出新的主题和问题。我们结合了话语分析[11]、情境分析和研究设计[5, 51]。虽然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但在本文中，我们侧重于引用我们在深圳制造业领域以及与制造业交叉的全球创客界的一部分访谈内容。由于许多被访者是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时（例如在研讨会、会议、创客嘉年华等），我们引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们对所有非正式交流和希望匿名的被访者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我们的研究团队具有多种背景，包括交互设计、人机交互、文化人类学、中国研究、城市研究、哲学、创业精神和物理计算。这已被证明对深度参与制造和制造社会实践非常有效。我们所有人都会讲普通话（其中一人是母语使用者，另外两人接受了超过5年的正式语言培训）。我们的采访既用英文进行，也用中文进行。所有正式采访都经过了专业的翻译和转录。 深圳：从外包到山寨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其城市景观的建设仅追溯到30年前，当一系列村庄集体开始被改造成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时，例如[14, 34]。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实施了一项政策，将深圳宣布为特殊经济区（SEZ）[19, 30]。1979年，当特区政策生效时，深圳的人口不到5万，到2010年，它已经演变成一个拥有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1。 1我们无法在这里充分展现深圳历史的复杂性，建议读者查阅玛丽安·奥唐奈、杜鹃、黄颖、何昭君、卡罗琳·卡蒂尔等人的著作[9, 14, 19, 34, 35, 50]。 深圳的增长与外包热潮相吻合，并受到推动；引用卢特耶等人的话说，"这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大规模重组"[30]。在此期间，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将他们的制造设施转移到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地区。深圳构成了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地点；作为一个特区，外国公司的进入门槛大大降低，享有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税收减免、实惠的租金和旨在将科学与工业与贸易相结合的投资。工厂和制造业集群的外包彻底重塑了美国的高科技区域。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经济"的兴起，IT行业"不再由IBM等垂直整合的巨头企业主导，而是沿着计算机芯片、软件、硬件磁盘驱动器和图形卡等关键组件的专业供应商的水平线来塑造"[30]。 随着原先低成本装配地点技术和组织技能的逐步升级，垂直重新整合的过程开始进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像宏碁、HTC、华硕和富士康这样的台湾ODM（原始设计制造）公司，代表其品牌客户设计制造产品，开始在其自身拥有可观的知识产权[30]。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是ODM HTC推出了自己品牌的手机。这种转变开始挑战已建立的高科技经济体的全球领导地位。 随着代工制造商规模的扩大，并开始主要为大型品牌提供服务，一群企业家看到了在全球经济中建立自己的地位的机会。在深圳出现了一个密集的制造业网络，主要面向较不知名或没有品牌的客户，这些客户订单量较小，不是大公司所关注的对象。这种较为非正式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在中国被称为山寨）由一系列横向连接的零部件生产商、交易商、设计解决方案公司、供应商和装配线组成。他们通过非正式的社交网络和分享文化运作，这种文化与全球创客运动有很多共同之处（尽管主要动机是出于必要性，而不是反文化理念）。现在我们将更详细地转向这种当地制造业文化。 山寨 山寨一词可译为"mountain stronghold"或"mountain fortress"，意味着一种非正式的、守法之外的传统。这个词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并且最突出地出现在像《水浒传》这样的民间故事中，讲述了108名叛逆者的冒险，他们藏在山中与当权者作斗争。在这个共同的叙事基础上，杰弗里描述了山寨为"一群逃到山里，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的强盗。山寨有一种犯罪的元素，就像罗宾汉有点成为逃犯一样。但实际上，这是关于自治、独立和非常进步的生存技术。"[26]。 学者们推测，这个词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用于制造业，用来描述香港的家庭式小规模工厂，它们生产廉价、低质量的家居用品，以"标志着他们在官方经济秩序之外的地位"[19]。它们生产知名零售品牌如古驰和耐克的仿冒产品，并在不会购买昂贵正品的市场上销售。随着电子制造业向深圳迁移，山寨制造的非正式网络在手机上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产品。山寨生产包括不仅包括最新iPhone的山寨版本，还包括对手机设计和功能的新创作和创新（参见图1）。 在中国，山寨设备主要面向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无法负担更昂贵的品牌产品。山寨手机在全球市场上也很有影响力，主要针对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低收入群体 [20, 48]。随着山寨产业的发展成熟，我们开始看到一些知名品牌手机的发展。以小米为例，它是一款价格实惠、设计时尚、采用了精密品牌营销技巧的智能手机。虽然小米是通过利用山寨产业而成长起来的，但它很少被人们所联想到与山寨产业有关。 图1. 四款山寨手机示例（从左至右）：苹果形状的手机、儿童玩具和中国酒类品牌形状的手机、同时作为手电筒和收音机的手机。照片由作者拍摄，时间为2012年至2014年。 相反，它已被广泛接受，成为许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国民手机品牌。 虽然一些人将山寨产品与盗窃和低质量货物联系在一起[48]，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山寨是中国草根创造力的一个典范，采用了开放源代码的制造方式。其中一位坚定支持者是黄金蔻（Bunnie Huang），他在2003年黑客入侵Xbox时赢得了广泛认可。黄金蔻在一系列博客帖子中详细描述了山寨的运作方式，称其为一种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西方影响，这要归功于政治、语言和文化上的孤立状态[21]。黄金蔻指出了一种高效的制造生态系统，其基于开放共享的原则，与更为熟悉的开放共享文化不同，但又相辅相成。 山寨既不是简单的反体制文化，也不是亲体制文化。作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它深深扎根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中。与此同时，由于其起源和持续实践涉及盗版和开放共享，山寨挑战了技术创新与专利、公司研发工具、仪器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固有联系。正如杰弗里和绍文·巴兹尔（Jeffrey and Shaowen Bardzell）所主张的，对批判设计和肯定性设计、抵抗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严格界定的分析往往过于简化了。 山寨生产者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市场经济，并已经发展出精明而狡猾的策略来谈判、颠覆、批评、讽刺和从中获利[19]。例如，早期和价格实惠的山寨智能手机版本是为那些买不起市面上昂贵品牌手机的客户群设计的。山寨打破了决定新市场、顾客以及科技业务运作方式的既定格局。换句话说，在批判性和反思性设计实践中关注的问题，比如"被动性"、"强化现状"、"选择的幻觉"[4]，在山寨生产中与概念设计中一样重要。特别讽刺的是，在西方，开放硬件的黑客行为被视为未来创新的推动力，而山寨的开放制造机制却经常因其缺乏国际版权法等原则和规范而遭到指责，认为这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19]。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描述山寨开放生产的特殊之处。 开放式制造： 工板和工模 在深圳调研期间，我们遇到并采访了许多参与山寨生产的不同角色，包括零部件生产商、供应商、交易商、装配厂以及设计解决方案公司。我们发现山寨的一个一贯要素是所谓的"公版"，在中文中称为"公板"（gongban）；这些是为终端消费电子产品以及工业应用设计的成品板。公板通常由独立的设计公司生产，它们连接零部件生产商（例如芯片制造商）和将不同部件装配成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医疗设备等产品的工厂。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密切关注了该地区最大的一个分销商以及他们内部的设计公司的流程，该设计公司每年生产约130个公板。这家设计公司不出售这些参考板，而是免费提供给潜在客户，同时附上制作该板所需的零部件清单和设计原理图。该公司通过销售用于制作这些板的零部件来赚钱。因此，他们有兴趣支持尽可能多的公司，以推出与他们的板兼容的创意"外壳"和"外观"（在中文中称为公模）。然后，他们的客户可以直接采用自己喜欢的公板，或者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进。这些板的设计使得同一块板可以用于制作许多不同款式的产品：例如，一块板可以制作许多不同款式的智能手表或手机。自2010年以来，在 Pebble 手表或 Apple Watch 登上新闻头条之前，深圳有30多家公司基于这种开放生产机制在发货他们自己的智能手表（见图2）。 公板的功能类似于开源硬件平台 Arduino 的高级版本，但不同之处在于它构成了通向制造业的桥梁。"我们在深圳称之为山寨。这是一种大规模生产的艺术作品，"前述分销商设计公司的负责人 Larry Ma（匿名）解释道。对于Larry Ma来说，毫无疑问，山寨与简单的抄袭是不同的。"首先，山寨需要创造力：只有一个反应迅速、对行业链了如指掌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图2. 中国深圳的智能手表工板（公开板）和工模（公开壳）。照片由作者于2014年4月拍摄。 山寨制造商们正在问自己普通人下一步需要什么......非常重要的是，你对上游和下游产业链非常熟悉。这其中蕴含一种渴望。这三个元素共同使其成为一项艺术品......这是关于对未来的渴望。" Larry Ma的研发部门是山寨生态系统中许多公司实体之一，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企业。这种增长是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之外实现的，利用了根植于开放参考板的开放制造生态系统，以及一个共享物料清单（列出了制造特定设备所需的所有材料的清单，苹果这样的公司严格保密）的文化。这种生产的开放文化使得全志和瑞芯微等本地芯片制造商能够与英特尔等国际知名公司竞争。在这个制造过程的核心是他们所描述的"渴望"驱动的市场速度。在山寨生态系统中，构思、原型设计和设计伴随着制造过程一起进行。产品的设计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关。与其花费数月甚至数年来思考下一个热门产品，山寨是基于现有平台和流程进行迭代。这样，山寨以惊人的速度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在深圳，手机从概念设计到投入生产只需29天。产品直接通过向市场投放数千台小批量产品来进行市场测试。如果有需求并且销售迅速，就会生产更多。承诺永远不从零开始构建（这是开源社区所倡导的做法）。原型设计和消费者测试迅速进行，并与制造迭代过程同时进行，而不是事先进行（这是西方设计模式中常见的做法）。 这种特定的社会动态对制造流程至关重要。个人和商业生活融为一体，关于投资、发布日期和合作伙伴的重要决策通常在非正式的晚餐聚会和周末聚会中达成。这些社交关系对于在深圳开展业务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将详细讨论的那样。我们的许多交流对象将自己视为属于一个基层社区，并坚称正是深圳开放的制造文化的相互支持促成了他们的竞争优势。 在深圳发展 深圳的人口主要来自外地，超过95%的城市人口是外来移民。深圳的科技行业起初是由两股潮流交汇而成的。第一股潮流是来自台湾的科技企业家，他们参与了早期的芯片产业，并希望利用中国的经济开放和特区的初步实验。这股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大规模的内地人口流动，解放了命令经济的控制，涌入沿海城市寻找工作。这种动态至今仍然存在。2014年夏天，富士康被报道招募10万名工人来生产iPhone 6。 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每年前往深圳谋求就业，不仅是为了更好的收入，更是为了追求不同的未来，通常远离家乡和家人，通过汇款来支持家庭。尽管有广泛报道称深圳存在血汗工厂的问题，但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许多人都把深圳宣传为充满机遇的地方，一个梦想之城，一个"你可以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地方"。比如，苏维奥莱特（Violet Su）从一份兼职工作逐渐晋升为Seeed Studio2的CEO的个人助理，"深圳是一个好地方，"她说，"如果你去别的城市，人们会把你当成外来者。但在这里，每个人都归属这里。就像每个人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一样。当我第一次来深圳时，我真的很喜欢公交车上的一个城市口号：‘来深圳，你就是本地人。’" 2 Seeed Studio 是一家中国硬件促进者，销售开放式硬件产品和教育工具包，并将创客与深圳的制造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www.seeedstudio.com 许多进入山寨生态系统的人并非来自特权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匿名的叶王（Ye Wang）是一家山寨平板电脑公司的经理。王是少数几个"取得成功"的人之一。他的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达到数百万美元，将平板电脑运往南美、东欧、俄罗斯和美国。王最初是在一位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uild Your Dream）工作的亲戚的敦促下来到深圳的，并且得到了一项企业奖学金资助他的大学教育。大学毕业后，王进入了他所谓的"山寨社区"。他通过领导一个开发团队，生产出了苹果iPad的首批仿冒版本，使自己声名鹊起。这款稍作改动的本土化平板电脑在苹果正式在美国发布iPad之前就进入了中国市场。这并没有逃脱山寨生态系统中的大佬们的注意。王解释了一旦赢得信任并闯出名堂后，很容易找到愿意自由分享资源的合作伙伴："深圳就是这样运作的。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众筹。它与通过在线社交网络进行的众筹工作方式不同……你必须牢固地立足于该行业，获得认可，有良好的个性……整个产业链的每个人都会免费提供给你材料，只有当你销售了产品，你才支付账单[进行偿还]。" 王在这里描述了一个重要的资金机制，使那些缺乏财力的人能够从更大的山寨网络中获得支持。人们通过参加非正式的面对面聚会（如晚餐、午餐，在制造现场）和通过移动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微信（www.wechat.cn），成为这个社交网络的一部分。许多线下活动发生在酒席上，KTV酒吧和按摩店，这些场所主要由男性顾客光顾（这些都反映了山寨文化中存在的强烈性别等级制度）。山寨人认为自己勤奋努力，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和赚钱。许多人认为深圳独特的创业机会： "中国没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上深圳。在这里你会找到很多机会，你可以做自己，实现你的梦想，你可以创造自己的故事。" 山寨生产之所以快速灵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通过这种结构，关于新产品、设计和定价的决策是协作完成的。这个过程要求人们"24/7"都得参与进来。每一次个人互动，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都是为了促进集体目标的实现：拓展和传播商机，发现利基市场，并提炼出新的机制以产生额外的销售。在这种意义上，山寨生产文化与硅谷并没有太大不同，都具有男性主导的管理和创业领导、努力工作的职业道德和同行压力，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非正式社交和信息分享的社区[41]。 深圳制造商 在过去几年里，深圳开始吸引了另一波移民，包括科技创业者、黑客、创客、极客和艺术家等流动精英，他们被城市丰富的材料资源和生产流程所吸引。对许多新来者而言，深圳的第一站就是华强北市场，这是一个15乘15个城市街区大小的区域，充斥着大型百货商店建筑（见图3）。每个商场都包含了几层楼的摊位迷宫，这些商场专门经营从基本元件如LED、电阻、按钮、电容、电线和电路板到产品如笔记本电脑、手机、安全摄像头等的各种商品。对于创客们来说，这些市场提供了工具、零部件和专业知识的即时获取。来自Dangerous Prototypes公司，一家销售开放式硬件套件的公司的伊恩·莱斯纳特描述了华强北和整个深圳的吸引力。 "深圳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既有横向整合又有纵向整合。在华强北，你可以购买零部件。再往外走一点，人们销售电路板。再往外走一点，就有人开始制造产品并将零部件连接到电路板上。所以你实际上可以让某样东西被建造出来。再往外走一点，就有人制作产品外壳。再往外走一点，有车库配备大型打印机，可以为你的产品制作标签，再往外走一点，他们可以将产品回收再利用。所以你可以制造一些东西，完全设计它，让它被生产出来，销售它，然后将其分解成组件并将它们再次回收到市场中心。你拥有所有的技能和所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他们都聚集在这里。这才是深圳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居住在深圳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科技工坊中"，这是3D打印机Makerbot的联合创始人扎克·史密斯（Zach Smith）的感慨。史密斯最初来到深圳是因为Makerbot与当地制造企业展开合作。自那时起，他在这座城市度过了许多年，并学会了适应他所称的"深圳本土设计语言"。史密斯解释道："如果你来到深圳，你将不得不将你的美国设计语言翻译过来。如果你在这里，你可以开始学习当地的设计语言，并在自己的设计中加以运用……这有助于你设计出更易于制造的产品，因为你不需要替换大量部件……这里的人们可以按照本地方式构建他们的设计。当你去见制造商时，你会了解他们的设计流程，他们希望如何构建产品，或者他们有能力构建什么。这改变了你的设计方式，因为作为设计师，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你会尝试适应这些技术，而不是让技术来适应你。" 华强北市场（左上至右下）：USB闪存盘塑料玩偶形状、一堆电线、各种各样的磁铁、俯视百货大楼。 史密斯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采访的许多创客所经历的事情；通过与工厂、工程流程、设备和材料的互动，不断改进他们的设计。制造商和创客共同合作进行原型制作、材料和功能测试，并持续修改产品外壳的形状、PCB设计（印刷电路板）等各个方面。他们一起反复推敲并塑造最终产品的设计，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数月时间，经常是每周都要进行频繁的会议。比如，创客企业家阿曼达·威廉姆斯（Amanda Williams），她是活跃在该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在设计交互式灯具的过程中，她与深圳的几家不同制造单位密切合作。威廉姆斯对这些合作的反思如下："有时你会从一个工厂那里得知这不行、那不行，或者你不能用这个尺寸，因为你需要一定的壁厚度，或者这种材料会断……与工厂合作，我们了解如何修改我们的设计，以便更好地进行大规模生产。" 在深圳工作的创客们与硬件设计中心的触感更加接近。当他们在制造环境中融入而非疏远的情况下塑造他们的愿景时，他们的设计变得更加贴近硬件的物质特性，通过对按钮大小或旋钮手感的身体反应来调整他们的愿景，正如Ian Lesnet所阐述的："当你设计电子产品时，这不仅仅是一个工程问题，它是一个设计过程。能够走进华强北，触摸按钮，按下它们，感受并说‘哦，这个按钮手感松软，那个按钮手感坚实’。做出选择。握住物品。获取这种知识，这是你无法坐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脑前得到的。（见图4）"许多人都同意这种隐性的融入式学习已经成为他们设计过程的核心，并且这是他们只有在抵达深圳后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他们根本不教你DFM，即设计用于制造。Antonio Belmontes来自Helios Bikes说，"工厂帮助我们将想法转化为适合制造的设计。他们还帮助你节省金钱。尤其是当你在设计过程中与他们接触时。" 华强北的图4：创客们对不同的元件有所"感触"。照片由第一作者于2013年拍摄。 吸引科技创业者、创客和设计师前往深圳的是，构思、设计、市场测试和工业生产等阶段在一个迭代过程中共同发展（与将构思和原型制作视为先行阶段然后指导执行过程的设计实践形成对比）。由此形成了一种触觉和深度体验的设计实践，需要与材料和许多人描述为高度专业化的当地技能集相紧密联系。曾任施乐帕克（Xerox Park）主任的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在访问深圳时，通过谈论隐性和显性知识反思了这个过程。"你真正所做的"，他谈论深圳的硬件生产时说，"是在你的工具和你所从事的材料之间调节一场对某种最终结果的谈话。而你正在监督这种独特的舞蹈。" Seeed 工作室与 2014 深圳创客节 深圳当前所见到的大部分创客企业活动的背后，都可以追溯到深圳市硬件服务商Seeed Studio的早期努力。Seeed Studio在2008年由当时年仅26岁的潘浩创立，迅速从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初创公司成长为一家成功企业，如今每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美元，拥有超过200名员工。Seeed Studio销售硬件套件、微控制器平台和定制印刷电路板给创客，同时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服务。Seeed Studio的核心业务之一是通过识别潘浩所称的"痛点"——即企业缺乏扩大规模的知识的转折时刻，帮助创客初创企业从想法走向大规模生产。Seeed Studio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声誉，并可以在线购买，在创客专用平台上购买，也可以在美国的主流零售商处购买。2012年，当HAXLR8R作为深圳首批硬件孵化器项目之一开启大门时，正是在Seeed Studio的帮助下，并且在其办公室内启动的。 图5："与中国创新"，由Seeed Studio制作的产品标签 潘浩已经成为中国创客圈中有影响力的声音，急切地想要证明"中国制造"不仅仅意味着模仿和廉价劳动力。当进入Seeed Studio的办公室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写在一面大型壁画墙上的标语"与中国创新"。这个标语是对"中国制造"品牌的双关，也是装饰在Seeed Studio产品上的标签（见图5）。潘浩回忆道："2010年我去美国时，那里的人们认识我们，喜欢我们的产品，但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没有人曾想过酷炫创新的产品会来自中国。因此，从那时起，我们就在我们的产品标签上使用‘与中国创新’，以证明中国制造可以意味着‘合作’和创新，而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和低质量。" "与中国创新"也是中国首次举办的特色创客嘉年华的口号，该活动于2014年4月举办，由Seeed Studio组织和主办。这次创客嘉年华对Seeed Studio来说是一个展示中国在创造和制造领域的愿景的绝佳时机。参加创客嘉年华的人都是创客社区中知名的人物，其中包括《MAKE》杂志的创始人戴尔·道赛蒂（Dale Dougherty）、著有《Makers》一书的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Arduino的联合创始人汤姆·艾戈（Tom Igoe）、被誉为"英特尔创客大使"的杰伊·梅利肯（Jay Melican）、来自BioCurious的Eri Gentry、以及富士康的Vincent Tong和Jack Lin等人。 在深圳创客嘉年华上举行的讲座和演示活动之间，分别有两场主题演讲：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创客运动的创始人的戴尔·道赛蒂发表了开幕演讲，而富士康的Vincent Tong和Jack Lin（林志聪）则进行了闭幕讲话。道赛蒂在他的演讲中着重谈到创造力存在于创作某一物品中，强调了业余创造和修补文化在最初开发第一台苹果电脑时的作用，并描述创作为一次不确定结果的冒险。另一方面，汤姆和林讨论了在扩大规模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制作一个物品到制作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物品。道赛蒂强调了修补和玩耍的过程，而汤姆和林则着重讨论了设计在专业化制造过程中的作用，或者像林所说的那样："制作一个物品的过程与持续生产大不相同。它需要跨学科的工作。硬件与互联网不同。你需要从一开始就考虑设计。设计贯穿制造全过程，包括差异化、定制化、标准化……你还需要为未来的制造进行设计，在设计过程的开始阶段就要考虑到下一步的组装。" 深圳创客嘉年华是道赛蒂首次访问中国。在我们采访道赛蒂时，他对美国和中国在创客领域的差异进行了反思。"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我该如何把这个制作出来？’"他说道，谈及许多业余和专业创客在美国面临的困难，"我应该去哪里找零件？"他进一步解释说，创客空间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扩大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并没有必要的背景、技能或知识来制作。甚至，‘到底应该制作什么，或者干脆不制作？’的问题也存在。"道赛蒂在这里反驳了那些过分乐观的叙事，认为创客运动会轻易带回"美国制造"的品牌。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信息问题，你可能会发现当你在这里制造产品时，你应该在设计时考虑得更多。" 在深圳，设计与制造并不只是山寨产品特有的，参与这一过程的人都很清楚。例如，通过几次访问一家大型代工厂（匿名），甚至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他们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就像创客企业家一样）与工厂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并肩工作，直到产品最后确定发布之前一直在不断迭代。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苹果是外包给代工厂廉价劳动力的创造者形成鲜明对比。 讨论 "苹果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设计于加利福尼亚，制造于深圳。我们以设计为傲，因此不必亲自进行其他工作。还记得"无纸化办公"吗？所有东西只需要在电脑上设计然后制造即可。这几乎让我们觉得不再需要把那些肮脏的世界靠近我们。它们可以在中国进行……但实物产品有直观地与我们对话的特性，这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电脑屏幕分析得到的。这就对"这里设计、那里制造"的分工模式提出了质疑。 （戴尔·道格蒂，2014年4月对作者的采访） 本文旨在质疑关于技术生产的一种普遍神话，即设计与道格蒂在此称之为"肮脏世界"的制造业相分离。本文通过聚焦深圳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开放生产和设计文化，来质疑这一观点。更具体地说，我们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山寨产业链生态系统是如何在外包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下，与向外国投资开放的过程同步发展的。"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挑战了一些关于制造及其参与的普遍言论和实践，然而，与参与性设计（即使是隐含的）的亲密联系也随之产生了挑战。参与式设计早期努力的核心内容，以及广义计算机临界学术研究的关键点，在于强调用户，并希望赋予那些在技术生产中发言权较少的人更多的权力。创客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已将这种对个体赋权的呼声转化为强大的商业策略，例如[1]。许多创客套件和智能设备被宣传为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它们培训其消费者自己成为生产者。如今，许多数字制造工具和开放硬件平台的用户确实在生产各种丰富多样的软件代码、电子原理图、3D设计等。许多这些用户致力于开源文化和精神，也自由地分享他们的设计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创客产品的功能很像Facebook等社交媒体应用或Second Life等虚拟世界，产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用它"创造"的东西[8]。虽然这无疑扩大了在技术设计中的"参与者"范围和数量，但它也受到对"共享经济"的日益批评，其中"用户、粉丝和观众的劳动被企业利用"[45]。 此外，数字制造工具（如3D打印机或数控铣床）的设想是使更广泛的受众参与到制造过程中，然而这往往使设计师与我们在本文中描述的以制造为中心的设计过程中所必需的默许知识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数字制造工具为设计工作室提供了快速原型制作的技术，但它们并未让人参与到规模化制造中的现场和体验过程中。从我们对深圳的参与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是，要重复道尔蒂所说的观点，"物理事物具有直观地与我们对话的特性，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通过电脑屏幕分析得到的"。因此，尽管强调回归动手制作的宣传普遍存在（"每个人都是创客"），但旨在让设计师参与硬件生产的许多软件应用程序都是围绕着创建生产的抽象表示而定位的[17]。这将设计师和创客与生产的嵌入和体验实践以及本文所记录的生产文化中所必不可少的默许知识分开。我们的目标是挑战一个神话般的技术创新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设计的"创造性"工作备受强调，而制造的工作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简言之，我们同班农和恩所主张的一样，支持设计人类学传统，认为应该更直接地将"从对物质文化的理解中获得的见解"纳入到参与式设计的实践中[3]。一个严格的参与式设计实践不仅包括对用户社会背景的深入了解，还包括对当代生产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深入了解。 制造型企业家来到深圳将智能和联网设备的构想转化为产品，与生产的嵌入式和触觉过程交汇在一起。事实上，正是对生产过程和材料的亲密接触使这座城市对制造者如此诱人。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吸引制造者来到深圳的不仅仅是获取工具和机器的便利，而是一种特殊的设计过程；原型设计与制造过程紧密相连，而不是在其之前；通过与机器、材料、零部件和工具的日常互动，测试和设计不断发展。从电子市场和工匠车间到装配线和设计解决方案公司，深圳让科技设计师沉浸在一种与材料触感和具体制造过程相关的原型设计模式中。我们采访的许多人都认为，"亲身经历其中"对于学习、理解和与他们认为是开放、非正式且高度专业化的设计实践密切相关。 本文的目标是通过审视深圳的重塑来批判性地解构当代制造者话语。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对将深圳想象为"硬件的硅谷"提出了质疑，这一想象是由硬件孵化器和企业对该地区的推广活动所推动的。这些往往是线性的进步故事，假定深圳正在"赶上"硅谷等创新中心，往往忽略了本文描述的该地区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从其外包和盗版的历史到当代山寨生产的全球规模。我们已经表明，创新、设计和生产必然是与特定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并在这一点上，本文响应了将设计[9, 23, 25, 46]置于工业生产现场的呼吁。批判计算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研究人员和设计师反思"我们无意识地建立在技术中的价值观、态度和世界观"，以及"被无意识但系统地忽视的价值观、实践和经验"[42]。 显然，这远不止是普通用户和设计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设计中有意或无意地构建了怎样的价值观、规范和态度，不仅体现在我们的设计中，也体现在我们的批判理论和实践中？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多样化和分布式的生产文化，会开启怎样的新可能性？在"制造者"对工业生产进行改造时，谁被视为合法参与者？随着制造者将联网物品的构想转化为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哪些专业知识和工作被渲染成看不见的？这些问题让人想起早期参与式设计理论家的核心关注点：对生产、劳动和制造现场的深度参与。 致谢 我们要感谢所有为这项研究做出贡献的人，特别是在Seeed Studio、Chaihuo 柴火、DFRobot和XinCheJian 新车间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与我们分享他们时间和见解的制造者、企业家和山寨生产者。这项研究部分资助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励编号＃1321065）、利伯塔尔-罗格尔中国研究中心以及英特尔社交计算科技中心。 参考文献 1.安德森（Anderson，C.）. 2012. 《制造者：新工业革命》。纽约皇冠出版集团。 2.Ames, M., Bardzell, J., Bardzell, S., Lindtner, S., Mellis, D. 和 Rosner, D. 制造文化：授权、参与和民主 - 是或不是？在CHI'14会议上的研讨会中，ACM出版社（2014年）。 安德森（Anderson，C.）《制造者：新工业革命》。Random House出版，2012年。 3.班农（Bannon，L.）和埃恩（Ehn，P.）.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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